論微商精神

㈠ 徽商文化的儒商精神

徽人經商，源遠流長，究其原因，有以下幾個方面：
1、與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觀環境壓力，這正如明嘉靖年間微州一村婦所說的：「吾郡在山谷， 即富者無可耕之田，不賈何待。」；
2、豐富的物產、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經商；
3、徽人思變精神的內部動力加上當時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機。
而其三者，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質的是徽人的思變精神。正是因為他們敢於打破「重農抑商」，沖破世俗偏見，才使許多徽民變為徽商，與正是這種轉變才產生了徽商的鼎盛。 徽商之所以能稱雄商界數百年，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中之翹楚之一，是與它的賈而好儒的本質特點分不開的。 徽商的賈而好儒首先表現在其思想觀念上的崇儒重儒。如在黟縣古民居村落西遞村有這樣一幅楹聯「讀書好，營商好，效好便好；創業難，守成難，知難不難」，從中便可看出徽從對儒與商的看重。徽商賈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上，即不少商人致富後，或棄賈業儒，或棄賈就仕，不少徽商甚至選擇了一條捐貲買官的道路。
1、 徽商所在地區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淀的地區；
2、為了獲得與經濟地位要稱的社會地位需要以「儒」為外衣來包裝自己。
植根於厚實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，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，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范自己的經營活動，講究義利之道，見利思義，以義取得利，講究誠信商德，不欺妄奸詐，貨真價實。他們善於把握商機，權衡大道，在商海競爭中技高一籌。他們大多在致富後重視文化建設，捐資興學，刻書藏書，修方誌，邀講學，培養子弟讀書入仕，謀求政治地位的提高，同時也促進了地方論的繁榮，孕育了一大批國家的傑出人才。自明清以來，徽商以自身的開拓進取創造了輝煌業績--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成就，同時形成了一種儒商精神，樹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。 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，徽商的興衰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。但是，「儒商」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，卻仍然值得我們總結回味，它對於我們今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，仍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。
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法制經濟，它的基礎是經濟自由、經濟公平、平等競爭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剛剛從計劃經濟脫胎而來，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供模仿，而兩千多年的封建人治傳統造成的是人們的法制觀念普遍低下，一些素質不高的商家為利所驅使，採用了不正當的發財之道。歷史上徽商鑄造的儒商精神，把實踐儒學道德規范作為商業理性的自覺追求，注重自身形象的樹立，對今天行商富有啟迪意義。

㈡ 徽商精神的處世風格

在商業資本的盤剝下，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受害極深，於是「無商不奸」之類的詛咒此起彼伏。然而這正表明了一個事實：講求商業道德，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場秩序，已經成為時代的迫切要求。在這種形勢下，徽商舉起「誠信」的旗幟，本著先義後利、義中取利的心態走進市場，恪守貨真價實、童叟無欺、奉公守法、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，自然博得廣大生產者和消費費的歡迎，使他們在生意場上左右逢源，處處受益。徽商吳南坡「寧奉法而折閱，不飾智以求贏」、「人寧貿詐，吾寧貿信」的表示，胡仁之大災之年不為「斗米千錢」所動、平價售糧的舉動，都使徽商「誠信」的風格得以彰顯，進而成為徽商集團的標識。

㈢ 為什麼把徽商精神比喻成徽駱駝精神

因為徽駱駝象徵著吃苦耐勞和勤懇努力，體現了敬業、執著、拼搏、進取、友愛、和諧等等優秀品質。

㈣ 什麼叫徽商精神

1、一是內涵豐富的徽商精神，為現代商人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財富。

2、二是不畏艱難、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。

3、三是審時度勢、出奇制勝的競爭精神。

4、四是同舟共濟、以眾幫眾的和協精神。

5、五是不辭勞苦、雖富猶朴的勤儉精神。

(4)論微商精神擴展閱讀：

胡適曾把徽商比喻成「徽駱駝」，徽商精神還不僅僅是「駱駝精神」，「徽商精神」有著更豐富的內涵。徽州經濟文化領域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，徽商始終是一個凝重的話題。

徽商數百年的經營活動，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遺產。我們認為：有形的物質財富固然寶貴，但無形的精神財富更應得到今人的珍視，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將會讓我們世代受益無窮的財富之源，其內涵十分豐富。

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，相比於其他商幫要優秀得多，因此能夠在張弛萬變、風雲詭譎的商界權衡利弊，擊敗競爭對手。

明正德、嘉靖間歙縣商人程澧出吳會、盡松江、走淮揚、抵幽薊，「萬貨之情可得而觀」，他雖「坐而策之」，四十年後卻「加故業數倍」就是一個典型事例。所以《江南通志》說徽州商人「善識低昂時取予」，「以故賈之所入，視旁郡倍厚。」

㈤ 徽駱駝的徽商精神

徽州經濟文化領域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，徽商始終是一個凝重的話題。徽商數百年的經營活動，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遺產。我們認為：有形的物質財富固然寶貴，但無形的精神財富更應得到今人的珍視，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將會讓我們世代受益無窮的財富之源，其內涵十分豐富，其中最為重要的有以下幾點：
敏銳的創業眼光
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，相比於其他商幫要優秀得多，因此能夠在張弛萬變、風雲詭譎的商界權衡利弊，擊敗競爭對手。明正德、嘉靖間歙縣商人程澧出吳會、盡松江、走淮揚、抵幽薊，「萬貨之情可得而觀」，他雖「坐而策之」，四十年後卻「加故業數倍」就是一個典型事例。所以《江南通志》說徽州商人「善識低昂時取予」，「以故賈之所入，視旁郡倍厚。」二、進取的人生態度。出於謀生的需要，徽州人不得不從小背井離鄉，外出創業。異地的陌生、商路的艱險，無不從肉體到精神殘酷地折磨著他們。但素以「勤於山伐，能寒暑，惡衣食」著稱的徽州人，都能肩負父兄、家族生存發展的重負，義無返顧地「離世守之廬墓，別其親愛之家庭」，「近者歲一視其家，遠者不能以三四歲計」。許多人「一賈不利再賈，再賈不利三賈，三賈不利擾未厭焉。」歙縣商人許荊南在荊州貿易，生意虧本自感無臉回家；其子許尚質繼承父業，「浮游四方，取什百之利」，前後在四川活動二十年，雖家資百萬，也「不競芬華」。正是他們這種開拓進取、矢志不渝、百折不回的勇氣和經歷，為徽州人樹起了不朽的「徽駱駝」紀念碑。
誠信的處世風格
在商業資本的盤剝下，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受害極深，於是「無商不奸」之類的詛咒此起彼伏。然而這正表明了一個事實：講求商業道德，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場秩序，已經成為時代的迫切要求。在這種形勢下，徽商舉起「誠信」的旗幟，本著先義後利、義中取利的心態走進市場，恪守貨真價實、童叟無欺、奉公守法、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，自然博得廣大生產者和消費費的歡迎，使他們在生意場上左右逢源，處處受益。徽商吳南坡「寧奉法而折閱，不飾智以求贏」、「人寧貿詐，吾寧貿信」的表示，胡仁之大災之年不為「斗米千錢」所動、平價售糧的舉動，都使徽商「誠信」的風格得以彰顯，進而成為徽商集團的標識。
合作的人際關系
相對於商海的狂風巨浪，個體的商人只是一葉扁舟，因此，在徽商這樣的集團里，他們對和諧的人際關系的追求依然執著，善於處理同宗人士的關系，並且卓有成效。明末休寧義士金聲說：徽商「一家得業，不獨一家食焉而已，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，下亦至數十家。」他們也注意強化同鄉的情誼。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會館，就是徽商將具有地緣關系的同道攏聚在一起的重要據點。即便是與消費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長期關系。清代歙縣商人吳炳留給子孫的是十二個字：「存好心，行好事，說好話，親好人」，又說自己活到老，學到老，猶深感「厚之一字，一生學不盡，亦做不盡也」。
超首的契約意識
正是在頻繁的社會活動特別是在經濟活動中，徽州商人依靠「約」和「法」來維護權益、協調關系的意識慢慢覺醒，並逐漸形成了凡事「立字為據」的習慣。現存涉及社會經營活動方方面面的、大量的徽州契約文書，就反映了徽州民眾這種「民間法」由原始走向規范、走向成熟的歷史演進過程。長期為外人所責難的「徽人好訟」，實際上正是徽州人致力於構建法制社會的一種民間嘗試。

㈥ 徽商精神與現代社會發展的融合作文1500字，謝謝了

徽商精神

    賈而好儒的文化精神

    如果從我們現在所提倡的物質、精神兩個文明建設齊抓並舉來看，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謂自覺做到了這一點。當然徽商的物質、精神文明與我們現在所提倡的社會主義物質、精神文明具有本質的不同。

    徽州地區有著濃厚的人文歷史情趣，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聰明雋秀，重視教育（有「十戶之村，不廢誦讀」之說），他們可以說普遍具有一種解不開的文化情結。「倉廩實而知禮節，衣食足而知榮辱」。經商致富後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。

    因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，所以經商之餘，有的借書抒懷、有的吟詩作文、有的浸淫音律、有的以畫繪意，雅然情趣，樂不可言。在徽商大賈中能詩善文的幾乎比比皆是。

    如以徽商最為集中的揚州為例，清朝文人陳去病說：

    揚州的繁華昌盛，實際上是在徽商的推動下出現的，揚州可謂是徽商的殖民地。……而以徽州人為主的揚州學派，也因此得以興盛。

    這很鮮明地說明了揚州學派與揚州徽商之間的關系：徽商在促進商業的發達的同時，同樣也參與和促進了學術文化的建設和發展，從而取得物質、精神文明雙豐收。

    不僅揚州如此，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。這里以在蘇州經商的徽商程白庵為例，略加說明。

    程氏是徽州大族，自從他們祖先晉朝太守梁忠壯公遷徙徽州以來，世代子孫繁衍，散居在歙縣、黟縣、休寧等地，人口多達數千家。因為歙縣、黟縣、休寧等地處山區，僅靠數量極其有限的農耕田地來滿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遠遠不夠的，於是他們大多出外經商謀生。

    雖是士大夫之後代，但他們不避諱工商業，不以經商為恥，而是將工商業看成是與農業同等重要的行業。食鹽、竹木、珠玉、犀象、玳瑁、果品、棉布以至於餐飲，總之根據市場需求他們無所不經營；天下都市繁華所在，無處沒有他們的身影。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在商場成為叱吒風雲的領袖人物，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。

    程白庵幼年時在父母督促下讀過書，因而他深諳為儒之道。後來他隨著鄉族人到蘇州經商。經過幾十年的商場磨練，他日益成熟，儼然成為當地商人領袖。

    然而，他的領袖風范不僅僅在於他商場上的成功，吸引人的更在於他的為儒之道或者說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。在蘇州經商，他下自工商百姓，上同官僚士大夫，無所不交。因為他舉止言談有儒者風范，所以蘇州的士大夫們也都非常喜歡和他交遊。蘇州都太僕先生喜愛他為人淳樸，所以為他住所題詞為「白庵」，他也因此被人親切地稱為「白庵翁」。

    那麼程白庵是怎樣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？在商場經營中又如何展示他的為儒之道的呢？我們通過一個事例來看。當時在蘇州有一位大文豪叫歸有光，他可是海內知名的人物。然而這樣海內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。在程白庵80大壽的時候，他指定要歸有光給他寫壽序。歸有光不僅給他寫了壽序，而且在壽序中還熱情洋溢地贊揚了程白庵「士而商」、「商而士」。歸有光在壽序中說：「程氏子孫散居徽州休寧、黟縣、歙縣之間，戶口繁衍達到幾千家。在這個大家族之間，他們喜好讀書，常常以詩書酬答往來。如此來看，出生於這樣重視詩書禮儀的大家族，程白庵不就是『士而商』嗎？然而先生雖然經商，但他言談舉止謹慎小心，為人處事好義樂善，而且喜歡以詩文歌賦與文人士大夫交際，這難道不是通常所說的『商而士』嗎？」

    一個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贊譽，可見不簡單。若然程白庵是個純粹只知追求蠅頭之利的商人，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贊譽的。可見，程白庵在商場成功的同時，他在文化建設方面亦有不同凡響的建樹。起碼，他在蘇州是個開風氣之先的商人。

    按明清文人士大夫交遊的風習，他們聚會交遊，一般有詩酒唱和、論書議畫的時尚。若然想得到他們的青睞，這人必然是博學深究之人，有時還要有發人深省之見。可見，若沒有深厚的文化功底，不要說贏得士人的青睞，就是立足他們之間，也難免是嘲笑的對象。可是，程白庵不僅贏得了士人（而且是在文風盛行、才子輩出的蘇州）青睞，甚至是獲得了文人領袖的熱情贊譽，這難道是不通筆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嗎？

    翻開徽州的方誌及相關文獻，類似程白庵這樣「賈而好儒」 的徽商舉不勝舉。徽商「儒術」與「賈事」的會通，充分說明了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關系。徽商正是意識到文化素質同商業經營有很密切的關系，於是他們注意吸收文學、藝術、地理、輿圖、交通、氣象、物產、會計、民俗、歷史等方面的知識，並推動了他們對文化建設的投入。同時，徽商商業實踐又衍生出獨特的商業文化，這種商業文化隨徽商的經營活動而流播四方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清實學的發展，從而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內容。另外，徽商文化人作為商人流寓四方，把他們自身的文化形式傳播到各地，同時又吸收各地文化營養，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。

    總而言之，徽商在從事商業經營貢獻於物

㈦ 徽商有什麼文化特徵

徽商又稱新安商人、徽州商人成「徽幫」，它是舊徽州府籍（歙縣、休寧縣、婺源縣、祁門縣、黟縣、績溪縣）商人成商人集團之總稱。徽人經商，源遠流長，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，以後代有發展，明成化、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。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、嘉慶時期，徽商經營達到極盛。從清道光、咸豐時期至清末民初，徽商漸趨衰落。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，徽商曾活躍於大江南北、黃河兩岸，以至日本、暹羅、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。其商業資本之巨，從賈人數之眾、活動區域之廣、經營行業之多、經營能力之強，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，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。徽州素稱「東南鄒魯」，生於斯、長於斯的徽商，一個顯明的特點是「賈而好儒」，「賈儒結合」。徽商的本質是儒商。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課題，向為海內外學者所關注。

徽商作為一支重要的商幫，其商業資本之巨，活動范圍之廣，經商能力之強，從業人數之多，在商界首屈一指。徽商不僅以自己的傑出實踐實現了雄踞中國三百餘年事業的輝煌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跡。
徽人經商，源遠流長，究其原因，有以下幾個方面：
1、與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觀環境壓力，這正如明嘉靖年間微州一村婦所說的："吾郡在山谷， 即富者無可耕之田，不賈何待。"；
2、豐富的物產、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經商；
3、徽人思變精神的內地動力加上當時我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機。而其三者，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質的是徽人的思變精神。正是因為他們敢於打「重農抑?quot;，沖破世俗偏見，才使許多徽民變為徽商，與正是這種轉變才產生了徽商的鼎盛。
當然，徽商之所以能稱雄商界數百年，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中之翹楚之一，是與它的賈而好儒的本質特點分不開的。
徽商的賈而好儒首先表現在其思想觀念上的崇儒重儒。如在黟縣古民居村落西遞村有這樣一幅楹聯"讀書好，營商好，效好便好；創業難，知難不難"，從中便可看出徽從對儒與商的看重。徽商賈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上，即不少商人致富後，或棄賈業儒，或棄賈就仕，不少徽商甚至選擇了一條捐貲買官的道路。
那麼，徽商賈而好儒的原因是什麼呢：
1、 徽商所在地區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淀的地區；
2、為了獲得與經濟地位要稱的社會地位需要以"儒"為外衣來包裝自己。
植根於厚實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，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，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范自己的經營活動，講究義利之道，見利思義，以義取得利，講究誠信商德，不欺妄奸詐，貨真價實。他們善於把握商機，權衡大道，在商海競爭中技高一籌。他們大多在致富後重視文化建設，捐資興學，刻書藏書，修方誌，邀講學，培養子弟讀書入仕，謀求政治地位的提高，同時也促進了地方論的繁榮，孕育了一大批國家的傑出人才。自明清以來，徽商以自身的開拓進取創造了輝煌業績--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成就，同時形成了一種儒商精神，樹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。
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，徽商的興衰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。但是，"儒商"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，卻仍然值得我們總結回味，它對於我們今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，仍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。

世紀之交，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，有利於加快現代化步伐。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法制經濟，它的基礎是經濟自由、經濟公平、平等競爭。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剛剛從計劃經濟脫胎而來，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供模仿，而兩千多年的封建人治傳統造成的是人們的法制觀念普遍低下，一些素質不高的商家為利所驅使，採用了不正當的發財之道。近年來假冒、偽劣、坑蒙欺詐、非法牟利常有出現。對此我們一方面需加強法制建設，另一方面加強道德教育，重視商業文明建設也極為重要。歷史上徽商鑄造的儒商精神，把實踐儒學道德規范作為商業理性的自覺追求，注重自身形象的樹立，對今天行商富有啟迪意義。

㈧ 徽商精神的介紹

胡適曾把徽商比喻成「徽駱駝」，徽商精神還不僅僅是「駱駝精神」，「徽商精神」有著更豐富的內涵。徽州經濟文化領域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，徽商始終是一個凝重的話題。徽商數百年的經營活動，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遺產。我們認為：有形的物質財富固然寶貴，但無形的精神財富更應得到今人的珍視，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將會讓我們世代受益無窮的財富之源，其內涵十分豐富。

㈨ 徽商精神的人生態度

出於謀生的需要，徽州人不得不從小背井離鄉，外出創業。異地的陌生、商路的艱險，無不從肉體到精神殘酷地折磨著他們。但素以「勤於山伐，能寒暑，惡衣食」著稱的徽州人，都能肩負父兄、家族生存發展的重負，義無返顧地「離世守之廬墓，別其親愛之家庭」，「近者歲一視其家，遠者不能以三四歲計」。許多人「一賈不利再賈，再賈不利三賈，三賈不利擾未厭焉。」歙縣商人許荊南在荊州貿易，生意虧本自感無臉回家；其子許尚質繼承父業，「浮游四方，取什百之利」，前後在四川活動二十年，雖家資百萬，也「不競芬華」。正是他們這種開拓進取、矢志不渝、百折不回的勇氣和經歷，為徽州人樹起了不朽的「徽駱駝」紀念碑。